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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先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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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朱先贵: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。国际华语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。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《诗刊》、《诗潮》、《散文诗》、《微型小说选刊》、《通俗小说报》、《短小说》、《中华文学》、《孝行天下》、《大众文艺》、《参花》、《中国散文家》、《西部散文家》、 《散文选刊》、《中外文艺》、《祖国》、《文学纵横》、《江河文学》、《新农村》、《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》、《2012中国中短篇小说经典》、《2012中国散文经典》、《诗词名家选集》、《中国散文大系》等报刊和选本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150多万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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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头贝贝和中国汉诗  

2009-04-05 14:36:16|  分类: 朱先贵散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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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]朱先贵/文

 

魔头贝贝,我不认识他;长什么样子的,我也没有见过面。说是河南南阳卧龙岗来的诗人,虽没谋面我倒先生敬意了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孔明不就是出自卧龙岗的吗?那还了得,他一生叱咤风云,旷世的奇才。想必这个魔头不远千里,行走江湖,自有一番来历。不用说他的名字冠以“魔头”再加上个“贝贝”够让人玄乎的了。大凡名号自取“八大山人”、“青莲居士”什么的都是饱学之士。

好在我的文友孤城给了我一个机会,有幸结识这位文坛的同道。三月三十一日上午,我与昆山的文友黄平走进魔头贝贝下榻的玉人宾馆。已经是九点多钟了,贝贝和孤城还在酣谈,床头摆放着酒杯,地下散放着一大砸啤酒瓶子,一看便知道,他们昨天晚上喝了很多的酒。酒鬼,诗人一高兴,就喜欢这个样子——酒能凝练成诗的境界——诗又在酒中发挥。

“贝贝和我从昨天一直到今天早晨五点都在喝酒。”孤城从床上坐了起来,可能是酒喝的太多,眼睛发红,身子有些松软,不过精神可佳。看得出他满腔热忱、递进了宾主之仪,一切在尽兴之中,就顾不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了。

贝贝更是乐在其中,见是我们俩来一骨碌便爬了起来。裸露着上身,嘴中喷着酒气,衣服也不知道挪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“桃花谭水深千尺,不及王伦送我情,”贝贝再次地举起了酒杯,拍着小巧而又结实的胸脯,有些激动了,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我贝贝见酒也就有词了,嘿,嘿嘿!”尽管我没有看过他的诗歌作品,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豪放和洒脱。

当见不怪,诗人就是多情。记得二00六年的春上,驻上海办事处的《诗歌月刊》编辑小鱼儿,来我们无为观光,他就这样和我们说过:“《诗歌月刊》办笔会的那年,酒酣处,诗人们一个劲的狂欢,有笑的,也有哭的,闹成了一片。”好家伙,难怪唐朝诗仙李白饮酒时也是“我歌月徘徊,我舞影零乱。”

尽管是第一次接触,这个小个子朋友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为文学不远千里来我们安徽以文会友,我是感动的。正是有了贝贝和无数个贝贝对文学的执着,我们的文学事业才后继有人,繁荣昌盛。才会出现李白、杜甫、鲁迅、郭沫若那些文学大家撑起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。

贝贝的诗我没看过,听孤城介绍:贝贝在当代中国先锋诗坛是一位重要的诗人,其作品散见于《诗选刊》、《诗刊》、《青年文学》等刊物,据说他在诗歌论坛网上还有专栏什么的。贝贝自己没作介绍,只是说非常喜欢写诗;他自己在南阳一家民政部门做事,喜欢走南闯北,喜欢结交社会上的文人雅士,这不一抬腿就来安徽了吗。贝贝说自己虽然没有李白的腿子长,但也走过中国很多的地方了。说着说着贝贝就来劲了,诉说着诗人特有的激情。他带着几分醉意还是起来了,热情地给我和黄平一人发了一包“贵烟”,作为来时大家的见面礼物。友谊释放的快乐很快塞满了整个房间。

中午,孤城一片盛情,打电话又邀来了住在巢湖市的孙启泉、宣家江俩位诗友,大家还是喝酒。酒席上朋友相聚,相见恨晚,以酒当诗,挥洒友爱。这回不再是贝贝和孤城俩人举杯了,而是众人把盏,推心置腹,爽朗义气,春风送暖。那就在贝贝和众人的杯中,不再是酒,是一杯杯浓浓的清茶。

时间留不住贵客,贝贝还是走了。没有留下半点诗句,带着遗憾就这么匆匆地走了,唯有留下来的是他的侠义的气质和奔放的笑容。见了一面,我敢肯定贝贝不是什么魔头,因为他那弱小的长相让人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可恶之处来;相反,我倒喜欢这位诗人。为了证实贝贝不是坏人的想法,我找到了贝贝的博客,打开一看:“记者:谈到你,人们经常还是首先注意到你的名字,是上网后取的吗?‘魔头’和‘贝贝’,这个名字似乎是你的写作的隐喻。

魔头贝贝:我本来想叫贝贝,但是我觉得贝贝太俗。我17岁的时候,有个朋友,是个女孩,她好几次都说:‘怎么最近你一在我身边,我就觉得心砰砰跳,你真是个大魔头。’我把这个‘大’字去掉,就变成了魔头贝贝。取这个名字,我记得是1994年,那个时候我还在学中医……《答‘南方都市报’记者问》。”这下我总算弄清楚了,心里也就一颗石头着地了。

我还是从博客里还是找到了贝贝给我留下的东西——

 

    不得不承认,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过程,充满了问题和疑惑。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,关于诗的各种争论,依旧喋喋不休。原因出在哪里,没有人能够说清。即使不少诗人都在很认真地反思,但我们依旧会在什么是好和坏,我们到底能把诗歌写成什么样等等事情上左右摇摆,心神不安。

    自五四以来,中国诗歌的变化不可谓不精彩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无论是五六十年代发生在台湾的现代诗运动,还是世纪末发生的“盘峰论争”,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西方的文艺理论以为自己的后援。这些争论对诗歌发展的促进姑且不说,由此引发的问题是,某些在汉语言背景下产生的诗学概念,被忽视,甚至被强制的用西方文艺理论来解释,导致某些问题越说越说不清楚,成了一笔糊涂账。这可能和整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接有关系。不过,我们清楚的看到了,当中国汉语诗歌形成了西方概念和中国概念的双重表述方式时,这种混乱的产生已经无法避免。

    在我看来,中国诗人不管怎么写,不管他自己承认与否,都脱不了“天人合一”这个潜藏的思想期待。中国诗人和西方诗人最大的不同点在于,我们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,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,因此永远不能拘泥,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。但是,诗的问题足够复杂,中国文化的思维中,权力意识和身份意识尤其强烈。比如,当胡适等人成功进行了白话文改革后,我们就习惯于用中西合璧的新汉语在思维和表达,可是,我们在得到了好处的时候,丢掉了什么,忽略了什么,是不是也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呢?

    一百年来,参与中国当代汉语诗歌进程的诗人和批判家们,大都回避了这些问题。无论我们怎样鼓吹接轨的成绩,依旧显得苍白和幼稚。如果当代汉语诗歌想成为世界诗歌家园的一个重要部分,那么就必须对世界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。

    这个“有价值”的前提是,我们在寻求外来文化优点的同时,真正需要解决的还是中国问题,这中间必然存在着中国诗歌、汉语言历史造成的上下文关系。因此,在关注现代性的同时,某些从历史中来的诗观念或许应该重新被重视起来,换句话说,当我们用现实去追问过去的时候,并不是要形成什么“地方特色”,而是为了从中国文化的自身来解决两者的相关性问题。我以为这既是传统的,更是现代的。

    其实世上本来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就没有路了。在这一点上,我相信全世界诗人的心灵是相通的。

(《世上本来有路》文/小引)

   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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